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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案件
从叶亚方合同诈骗一案看合同诈骗与一般的合同纠纷有何区别

【裁判要旨】
    区分刑法意义上的合同诈骗与民事范畴内的合同纠纷上,关键之一,在于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的财物目的,客观上是否实施了利用合同合约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其次要综合考虑其他情节,包括行为前、行为过程中以及行为后的各种情节。

【案例索引】
一审: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 (2011)珠香法刑初字第661号(2011年6月27日)
二审: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1)珠中法刑终字第190号(2011年8月26日)

重审: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 (2011)珠香法刑重字第8号(2012年5月15日)

【案情】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检察院以珠香检公诉[2011]134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叶亚方犯合同诈骗罪,于2011年3月31日向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香洲区法院)提起公诉,香洲区法院于同年6月27日作出(2011)珠香法刑初字第661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叶亚方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被告人叶亚方不服上述判决,向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1年8月26日作出了(2011)珠中法刑终字第190号刑事裁定,撤销原判决,将该案发回重审。香洲区法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于2011年10月24日公开开庭重审了该案。
    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叶亚方于2009年8月承接珠海市香洲区翠微村的村民旧屋拆除重建工程,其中以包工包料方式承建村民韦文灿、梁大仔的房屋建设工程。合同签订后,被告人叶亚方与中山市坦洲盛兴达建材经营部的余丽华协商,约定由余丽华按照被告人叶亚方的要求提供建房用钢材,负责运送到被告人叶亚方的工地,钢材价格以运送当日市场价为准,被告人叶亚方每建成二层房屋与余丽华结算一次钢材款。后余丽华按照被告人叶亚方的要求,自2009年8月下旬至2009年10月14日,共向被告人叶亚方提供价值人民币84480元的钢材。期间,被告人叶亚方于2009年9月10日、10月7日分两次向余丽华支付钢材款共计人民币45000元,同年10月15日,被告人叶亚方未联系房东韦文灿、梁大仔及余丽华,突然停止工程施工并逃离珠海,骗取余丽华的钢材款共人民币39480元。
    被告人叶亚方辩称,其并无非法占有合同相对方余丽华财物的主观故意,其离开珠海是因为母亲生病了,要回家乡照顾母亲,且其离开时有与在建房屋的屋主交待过,亦留了联系方式给屋主。
辩护人提出如下辩护意见:1、被告人叶亚方与余丽华之间的关系应认定为民事法律意义上的合同关系,属于民事法律调整的范畴,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合同诈骗。2、本案中被告人主观上没有以签订合同的名义行诈骗之事的故意,客观上亦积极履行合同相关事项,但由于合同对方的原因而导致货款的拖欠。请求法院查明事实,依法宣告被告人叶亚方无罪。

【审判】
    香洲区法院经审理查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叶亚方的犯罪事实清楚,且有经庭审质证的被害人余丽华的陈述及辨认笔录,证人梁大仔、韦文灿、邱合胜、吴明确、梁守发、李天尧的证言及辨认笔录,书证材料虚假身份证复印件1份、建房合同2份、送货单10张、收款收据2张、工地借支表1份,文检检验意见书,书证材料关于翠微村因包工头卷款逃匿拖欠工人工资的情况汇报及人民调解协议书,被告人叶亚方的到案说明及人口基本信息资料等证据在案证实被告人,合议庭予认定。
    合议庭根据查明的事实及确认的证据情况,对于控、辩双方关于本案的争议综合评判如下:
    1、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根据此法条的规定,可以看出,行为人在实施此类合同诈骗时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就已经确立了非法占有财物的目的,以签订合同为手段,当对方当事人按合同约定给付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其犯罪目的已经达到,行为人即逃跑、隐藏或躲避;另一种情况则是发生于合同的履行过程中,此种情况的行为人虽然亦抱有逐利之心态,但在签订合同时并未产生或形成非法占有的故意,而是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由于合同履行情势的变更,行为人的心态亦随之发生变化,置合同的继续履行于不顾,进而产生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的故意,随之就是逃跑、隐藏或躲避。在区分刑法意义上的合同诈骗与民事范畴内的合同纠纷上,关键在于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的财物目的,客观上是否实施了利用合同合约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合同纠纷通常是合同当事人具有一定的履行能力和担保,只是由于客观上的某种原因或双方当事人的分歧而造成,虽经努力仍不能合适履行合同而致对方当事遭受损失而产生的纠纷,但合同过错方并无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主观故意。
    2、具体到本案,无论是被告人叶亚方在与村屋改建方签订的书面合同合约,还是与被害人余丽华、其它建筑材料的供应商、工地工人之间达成的口头协议,都不完善、严谨,履行过程中随意性较大,此时合同的适当履行更依赖于双方当事人的基本诚信,又因被告人叶亚方临时组织的施工队人员不固定,施工工期较长,导致合同的履行出现诸多问题。按被告人叶亚方的供述,此时其已认为合同的继续履行已不能获利。其继续履行因承建房屋而形成的所有合同的主观意愿已发生变化,事实上亦未为合同的继续作过任何努力。
    3、从本案查明的事实及证据分析,被告人叶亚方从与村屋拆建方签订合同时就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而被害人余丽华一开始甚至不知道被告人叶亚方的基本身份情况,案发后其从村屋拆建人处获取的亦只是被告人叶亚方的虚假身份证明文件。被告人叶亚方的此行为一是导致如本案界定为民法意义的合同纠纷,则被害人余丽华通过民事诉讼主张权利的途径存在极大的障碍甚至不可能,二是反映了被告人叶亚方在签订相关合同时就存在基本的诚信问题,主观上具有如有利可图就履行合同,如无利可图就置之不理又不让合同相对人顺利主张权利的心态。虽然被告人叶亚方与证人韦文灿、梁大仔对拆建村屋工程款的支付问题存在争议,但结合被告人叶亚方的供述与辩解,证人韦文灿、梁大仔的证言及工程款收支的书证等证据,可以认定的基本事实是韦文灿、梁大仔一直有支付工程款,韦文灿甚至在被告人叶亚方于2009年10月15日离开珠海的前一日(14日)支付给叶亚方3万元,即使按被告人叶亚方的描述,两人未支付的工程款亦只有约一万元,未付款的数额完全在合理范围,符合建筑行业工程款支付的基本常态,故被告人叶亚方辩解是由于“三角债”而导致其不能支付钢材款的意见,明显不符合客观事实。再者,被告人叶亚方在逃离珠海长达十个月的时间内,一是切断原有的联系方式,二是没有主动与包括被害人余丽华在内的任何合同相对方联系,客观上形成了逃匿的事实,这从被告人叶亚方的供述、被害人的陈述及证人证言等证据上都得到反映。最后,虽然被告人叶亚方未直接占有被害人余丽华交付的钢材,但其基于包工包料的承建方式,将钢材用于楼房的建造,通过房东支付工程款的转换,实际上占有了被害人提供的钢材。
    4、被告人叶亚方一再辩称其并无非法占有的故意,辩护人亦一再认为被告人叶亚方与被害人间的纠纷应界定为民事纠纷。由于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是抽象的意识,在行为人拒不供述其真实想法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分析其外在行为及辩解意见来认定其主观意图,如上述第3点所述理由外,纵观被告人叶亚方在本案侦查阶段及庭审阶段的供述与辩解,其供述言辞闪烁,对诸如虚假身份、联系方式、相关合同履行的情况、工程款项的支付等问题的细节上供述内容反复,有悖常理,且有证人邱合胜、吴明确、梁守发、李天尧等反映有关被告人叶亚方拖欠其它款项的情况,上述情况虽然未经事实上的认定,但亦从另一方面反映了被告人叶亚方的诚信存在极大问题。
    5、被告人叶亚方是在收取工程款的第二天突然逃匿的,证据上(包括其本人的辩解)未有其就村屋改建合同与屋主进行过任何适当履行的探讨,其本人亦未辩解过因承建村屋而蒙受较大经济损失,迫于无奈而逃避的意见。
    6、送货单、收款收据及文检检验意见书等证据证实,被害人余丽华向被告人叶亚方提供了价值人民币84480元的钢材,被告人叶亚方只支付了货款人民币45000元,骗取了被害人余丽华价值人民币39480元的钢材的事实,足予认定。
    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叶亚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合同诈骗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叶亚方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被告人叶亚方及其辩护人的辩解、辩护意见,缺乏理据,且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信。根据被告人叶亚方的犯罪情节、社会危害性及认罪态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四)项之规,判决如下:
    被告人叶亚方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

【评析】
    本案是一起合同诈骗案件,被告人是一个包工头,在承揽村屋改建过程中未履行完合同就携部分款项逃匿,此类案件很容易与民事领域的合同纠纷相混淆,准确认定这类合同诈骗案件有一定的难度,除了要把握合同诈骗罪的内涵外,还要结合具体案情作出分析判断。
    区分刑法意义上的合同诈骗与民事范畴内的合同纠纷上,关键之一,在于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的财物目的,客观上是否实施了利用合约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客观方面的认定相对容易,通过当事人之间的书面或者口头协议及其他证据可以作出判断,但是主观故意比较难以认定,它属于抽象的意识,在行为人拒不供述其真实想法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分析其外在行为及辩解意见等来综合认定,这就需要法官运用自由心证达到内心确信。除此以外,在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的财物目的,可以先考察行为人是否采取了刑罚所规定的欺骗手段,如有使用,原则上应认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在区分刑法意义上的合同诈骗与民事范畴内的合同纠纷上,关键在于认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的财物目的,客观上是否实施了利用合同合约骗取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合同纠纷通常是合同当事人具有一定的履行能力和担保,只是由于客观上的某种原因或双方当事人的分歧而造成,虽经努力仍不能合适履行合同而致对方当事遭受损失而产生的纠纷,但合同过错方并无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主观故意。本案被告人叶亚方在合同履行之初并无占有对方当事人财产的主观故意及行为,当合同履行情势的变更,被告人叶亚方的心态亦随之发生变化,置合同的继续履行于不顾,进而产生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款,随之就是逃跑、隐藏,在逃离珠海长达十个月的时间内,一是切断原有的联系方式,二是没有主动与包括被害人余丽华在内的任何合同相对方联系,客观上形成了逃匿的事实。
    其次要综合考虑其他情节,包括实施犯罪行为前、行为过程中以及行为后的各种情节。本案被告人叶亚方一再辩称其并无非法占有的故意,由于被告人叶亚方主观故意是抽象的意识,在被告人叶亚方拒不供述其真实想法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分析其外在行为及辩解意见来认定其主观意图,被告人叶亚方在本案侦查阶段及庭审阶段的供述与辩解,其供述言辞闪烁,对诸如虚假身份、联系方式、相关合同履行的情况、工程款项的支付等问题的细节上供述内容反复,有悖常理,故可以依法认定被告人叶亚方具有犯罪的主观故意。此外,被告人叶亚方从与村屋拆建方签订合同时就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而被害人余丽华一开始甚至不知道被告人叶亚方的基本身份情况,案发后其从村屋拆建人处获取的亦只是被告人叶亚方的虚假身份证明文件。被告人叶亚方的此行为一是导致如本案界定为民法意义的合同纠纷,则被害人余丽华通过民事诉讼主张权利的途径存在极大的障碍甚至不可能,二是反映了被告人叶亚方在签订相关合同时就存在基本的诚信问题,主观上具有如有利可图就履行合同,如无利可图就置之不理又不让合同相对人顺利主张权利的心态。通过综合分析,可以看出被告人的行为与民事领域的合同纠纷存在明显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