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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探讨
在能度和限度之间:人民陪审员制度中“事实审”和“法律审”适度分离机制的路径选择——胡健星、张梦颖

在能度和限度之间:人民陪审员制度中“事实审”和“法律审”适度分离机制的路径选择

 

论文提要: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人民行使司法审判权的必要方式,是司法民主价值最重要的体现。人民陪审员身份的独立与超脱,能够形成对“法律帝国的帝王”的法官垄断司法审判权的有效约束与制约。本文通过阐述陪审制度的司法民主价值、实际运行状况以及“事实审”和“法律审”面临的可能性障碍从陪审员自身的能力和审判规律两个维度出发,积极探索陪审员制度中“事实审”和“法律审”的适度分离机制。即先从陪审员选任、培训方式、陪审范围、合议庭结构方面垒砌制度基石,着重把控细节,设计以法官指示和问题列表为中心的“事实审”流程,如建立充分的庭前阅卷机制、加强庭审发问和证据审查、完善事实问题确定机制和规范案件评议程序,有限度地对“事实审”进行审错纠偏,并根据案件需要赋予陪审员法律适用的建议权和表决权。(全文10000字)

 

关键词:陪审制   事实审   法律审   适度分离

 

 

 

 

主要创新观点:人民陪审员作为普通群众中的一员,是“社会价值的天然代言人”。陪审制度设计的初衷在于将外行人的朴素的正义观、道德观引入司法实践,而不要求陪审员具备法律知识。因此,陪审员的职能应回归到“事实审”这一层面。但是,“事实审”和“法律审”在分离过程中将遇到困难,如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难以明确区分、陪审员的任期制削弱了“事实审”的法律效果、普适性地适用陪审制将减低效率等。本文突破现有制度框架论改革,从操作细节层面举措施,指出陪审员应由人大常委会选任和管理,陪审的范围原则上应限定在刑事案件和重大影响的民商事案件领域,探索适用“2+3、“1+4”的大合议庭制审理重大案件,设计以法官指示和问题列表为中心的事实审流程,由审判长根据案件审判的需要制作事实问题列表,让陪审员进行“是”或“否”的回答。另外,以“事实审”为中心,并不意味着在现阶段将陪审员完全脱离“法律审”,而应根据案件的需要赋予陪审员对于法律适用的建议权和一定范围内的表决权。

 

 

 

 

 

 

 

 

 

 

 

 

以下正文:

引言

人民陪审员制度,要有“陪”又有“审”,“陪”为形式,“审”为内容。尽管我国陪审制度实行已有多年,但这一“看上去很美”的制度发挥效果却并不如人意本文在司法能度和限度之间,从陪审员自身能力和审判规律两个维度,探索“事实审”和“法律审”适度分离机制,完成在现行诉讼框架下的顺利衔接,获得司法民主和司法效率双赢。[1]

 

一、“事实审”抑或“法律审”:陪审职能定位难题

(一)价值体现:司法民主的代表

何为陪审员制度?一言蔽之,是指国家审判机关吸收非职业法官作为陪审员参加案件审判的制度。在陪审制相对成型的国家中,陪审员资格门槛普遍较低、陪审员遴选程序普遍合理,因此,陪审员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可反映社会各阶层的普遍意志。不管在英美法系,还是在大陆法系,几乎所有学者都承认陪审制在反司法专权方面的重要作用,是司法民主价值最重要的体现,认为该制度是“反迫害的壁垒、反滥诉的保障以及反压迫的工具”,而这一价值判断也成为各国确立陪审制的一个重要依据。[2]

而我国官方上也认为“通过陪审这座桥梁,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以陪审员的身份参与案件审判活动,让普通群众协助司法、见证司法、掌理司法,充分体现司法的民主功能,可以更集中地通达民情,反映民意,凝聚民智,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人民民主。”[3]

普通公民作为陪审员亲身参与司法审判可更直观地了解案件的审理裁决过程,不仅形成对“法律帝国的帝王”的法官垄断司法审判权的有效约束与制约,更有助于公众揭开司法“神秘面纱”,增强对司法公正的认同,缓解司法地位提升与司法公信力不足的矛盾。

 

(二)边缘化:陪审制落实不如人意

笔者分别针对法官和陪审员两大群体设计调查问卷,从合议顺序、审理难点、“事实审”等方面来了解陪审质量。[4]

 

法官问卷

1.   陪审员在庭审时的发言状况

从不发言    偶尔发言   经常发言

从不发言

44

55%

偶尔发言

27

33.7%

经常发言

9

113%

2.   合议时法官与陪审员的发言顺序

法官先发言   陪审员先发言  不一定

法官先发言

52

65%

陪审员先发言

10

12.5%

不一定

18

22.5%

3.   合议时是否与陪审员发生意见分歧

从来没有     偶尔有分歧     经常有

从来没有

37

46.3%

偶尔有分歧

36

45%

经常有

7

8.7%

4.   法官是否容易说服陪审员

很容易    比较容易    不容易    不一定,因人而异

很容易

14

17.5%

比较容易

33

41.2%

不容易

9

11.3%

不一定,因人而异

24

30%

5.   法官认为陪审员审理案件的难点分布

分析证据认定事实    适用法律条文    法律规定不合理

分析证据认定事实

42

52.5%

适用法律条文

32

40%

法律规定不合理

6

7.5%

6.   法官认为陪审员在陪审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哪方面

事实审发挥作用较大     法律发挥作用较大     说不清

事实审发挥作用较大

50

62.5%

法律审发挥作用较大

14

17.5%

说不清

16

20%

 

陪审员问卷

  1.庭审前阅卷对审理案件有无影响?

   没有   不一定

88

54.3%

没有

16

9.9%

不一定

58

35.8%

2.陪审员在庭审时的发言状况

从不发言     偶尔发言    经常发言

从不发言

92

56.8%

偶尔发言

59

36.4%

经常发言

11

6.8%

3.合议时法官与陪审员的发言顺序

法官先发言    陪审员先发言    不一定

法官先发言

108

66.7%

陪审员先发言

21

13%

不一定

33

20.3%

4.合议时发生分歧意见时如何处理

反复讨论达成一致    听法官的    表决决定

反复讨论达成一致

101

62.3%

听法官的

34

21%

表决决定

27

16.7%

5.陪审员认为审理案件的难点分布

分析证据认定事实     适用法律条文    法律规定不合理

分析证据认定事实

76

47%

适用法律条文

73

45%

法律规定不合理

13

8%

 

6.陪审员认为自身在陪审中主要发挥的作用是

事实审发挥作用较大    法律审发挥作用较大    说不清

事实审发挥作用较大

98

60.5%

法律审发挥作用较大

22

13.6%

说不清

42

25.9%

 

通过上述调查结果,可得出的初步结论是:“陪而不审”、“审而不议”情况仍十分严重。具体而言,一是陪审员在法庭上发言机会较少。二是在合议时,陪审员发言顺序一般在法官之后,但少数陪审员也不是无所作为,偶尔会提出对案情的个人看法。三是合议时陪审员与法官发生分歧意见的比例并不高。对分歧意见的处理往往通过反复讨论而达成一致。四是陪审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会受到不确定因素的影响,除了庭前阅卷准备是否充分,法官意见起的作用往往比较大,参与审理案件独立性不高。五是陪审员审理案件的难点不仅在于适用法律,对证据和事实认定也存在不少疑惑,但陪审员普遍认为自身能在事实认定方面发挥作用较大。而法官也对陪审员参审案件认同度比较高,认为其有助于查明案件事实。[5]

(三)回归初衷:陪审职能新定位

尽管法官在审判经验和法律知识上要比陪审员强出许多,但正如学者Drai所言,“(司法认知和审判经验)是隐伏并时刻窥伺法官的一个陷阱。”“……职业惯性思维容易使法官偏离了社会的主流价值轴心”。法官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往往过多倚重其以往的审判经验或法律知识,极易使他们囿于惯性思维,失去对事物观察的敏感以及常人观察问题的视角,远离了社会公众的通常观念。

而陪审制设计的初衷就在于将外行人的智慧和常识带入职业化的法律运行中,因此并不要求陪审员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具备朴素的是非观念和一般人都具备的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即可。[6]陪审员由来自社会各阶层的普通公民担任,自然是“社会价值的天然代言人”,丰富的社会阅历和相对开阔的视野往往使他们能凭借一般理性,较为恰当地判断证据的真伪,挖掘事实的真相,不易执着于僵化的固定思维,也能弥补法官过于理性的法律思维的不足,有助于矫正法官职业“偏颇”和“执拗”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说法官以法律为裁判的根本准则,则陪审员更多地是依据“社会公认的价值标准”进行案件裁判,在事实认定方面发挥独特作用。[7]

让陪审员与法官履行完全相同的职能,会造成双方均难以完全、有效契合于案件审理中,陪审作用无法发挥的局面。因此,基于这种对陪审员普通公众的身份定位,我国陪审员制度改革的路径应让陪审员的职能重新回归到其能力范围之内,突出其在审判实践活动中认定事实方面的优势,朝着陪审员全面参与“事实审”,部分参与“法律审”进行,即陪审员与法官各司其责,陪审员只负责查明事实,拥有认定事实的独立权力,可对法律适用等发表意见,并根据案件需要赋予其法律适用表决权。这样才能使其在案件审理中拥有充分的话语权,有效实现其陪审作用。

 

二、“事实审”与“法律审”分离面临的可能性障碍

(一)技术的藩篱: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难以区分

事实问题在法律上就是依据经验法则和证明标准对当事人的证据进行采纳或排除,从而还原事实的问题。而法律问题则是对已经发生的事实依据何种法律规则予以处理的过程。在审判实践中,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并未泾渭分明,事实认定往往与司法标准密不可分。下面,将举民法上的例子予以说明。

             表一:民事审判中典型问题

第一类问题

第二类问题

婚姻法

丈夫是否有私生子?

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

合同法

合同签订时是否处于醉酒状态?

意思表示是否真实?

物权法

银行办理抵押时,是否审查房产证上所有权人的婚姻状况?

银行获得抵押权时是否是善意的?

侵权责任法

被侵权人在被邻家小狗咬伤前是否对其进行喂食?

喂食行为是否构成被侵权人的故意或重大过失?

 

从上面罗列的问题可以看出,第一类问题显然属于事实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只需要陪审员依据现有的证据和自身的知识经验就能作出判断,且并不需要加入过多的主观色彩。而第二类问题属于事实问题还是法律问题则值得商榷。以“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为例,从生活常识来看,感情破裂与否是一个简单的事实问题。但是,从法律上来说,感情破裂又是一个专业的法律概念,感情破裂可以由很多的基本事实推论而得,比如说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分居满两年等事实都可以推出夫妻感情破裂的结论。那么,陪审员在认定事实时是止步于法律概念的构成事实,还是可以对法律概念进行直接的认定,就成为了一个实践中的困境。如果将“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的问题交由陪审员来决定,那么法律适用的过程也已经完成,法官对审判的实质性影响就非常有限了。但是,如果剥夺了陪审员对“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问题的认定权,那么陪审员的自身知识、人生阅历及社会经验就无法充分发挥。

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难以区分的根源在于成文法的法律适用模式。在判例法国家,陪审团在认定事实时并未对应法条,其对事实的认定往往具有造法的功能。而在成文法国家,法律适用运用的是三段论的推理方式,在事实与法律对应的时候,无法避免地使事实认定带有司法标准。无论将事实与法律的连接地带归结为事实问题抑或是法律问题都不准确。

(二)来源的局限:陪审员的固定性削弱事实审的实际效果

    在我国,一般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公民才能当陪审员,且陪审员实行任期制,任期为五年。[8]陪审并非每个公民的权利,只有拥有高学历的公民才有可能享有陪审的权利。

表二:全国具备大专以上学历人员占全国人口的比例

全国人口

大学(含大专)以上学历人数

比例

第五次人口普查(2000年)

12.4亿

0.44亿

3.55%

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

13.7亿

1.2亿

8.76%

   

从表二反映的数据来看,大专以上学历人员的数量和比例均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但仍未超过总人口的10%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指出,2014年底提前完成人民陪审员“倍增计划”后,全国人民陪审员总数达到21万人。假设2014年底我国大专以上学历人员仍为1.2亿人,那么人民陪审员总数也只是全国大专以上学历人员总数的0.175%。受任期制的影响,在五年之内,0.175%的人民陪审员是几乎固定的。这种情况客观上导致了“驻庭陪审”、“以陪审为业”、“陪审员来法院坐班”等情况的出现。

尽管最高院先后推出“倍增计划”、增加基层群众在陪审员中的比例、降低学历要求、从选民名单中抽取陪审员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为“事实审”和“法律审”的分离奠定了一定基础,但只是在陪审员制度整体框架内的小调整,依然没有突破原有的选任模式和任期制。这无异于法院增加了几个兼职法官,事实认定的权力仍然会被个别人民陪审员垄断,充满司法民主色彩的“事实审”将有可能沦为“个别人的游戏”。

(三)经济的考量:普适性地使用陪审员参与事实认定降低司法效率

目前,陪审率的高低成为了衡量法院陪审员工作成效的重要指标。在广东省高院下放的《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情况表》中,就有“参审案件数量占普通程序案件比例”一栏。笔者所在法院作为全国首批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法院,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数量占普通程序案件的比例较高。

 

 

 

表三:笔者所在法院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情况

合计

刑事案件

婚姻家庭、继承案件

合同案件

权属、侵权及其他民事案件

行政案件

社会关注度较高案件

普通程序案件数量

参审案件数量占普通程序案件比例

2013

2430

651

157

1128

327

167

77

2874

84.55%

2014

3553

613

63

1867

930

80

132

4623

76.85%

 

从表三中可以看出,笔者所在法院大部分普通程序案件都有人民陪审员参审。陪审员和法官在审理案件的熟悉程度方面有显著差别。如果陪审员用法官相同的精力和时间去审理案件,那么陪审率的增加必然会使每个案件的审理时间延长。但是,为什么陪审率高的法院一直在宣扬陪审员在缓解人案矛盾方面的作用,这个问题恐怕要从陪审员在案件审理中“干了什么”入手。

从前面法官问卷反映的情况可以看出,陪审员在庭审中“从不发言”和“偶尔发言”的情形占89%,合议时法官与陪审员“从来没有分歧”和“偶尔有分歧”的情形占91%。陪审员问卷反映的情况与法官问卷反映的情况大致相同。总的来说,陪审员在诉讼活动中所消耗的时间精力非常少,长期处于消极、被动的状态,相当于普通程序案件的审理仍然由承办法官独立处理。陪审员“陪而不审”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陪审职能过大造成的,陪审员既参与事实认定,又参与法律适用,使陪审员的职能超越了其自身的能力和素质。如果今后陪审员只参与事实认定,庭前阅卷、庭审发问、对事实认定部分进行全面合议就应该成为常态。

 

表四: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一线法官审案工作时间测算[9]

案件类型

每案平均处理耗时组成(单位:小时)

阅卷

开庭

调查取证

调解

合议

撰写裁判

文书

宣判

接待当事人

程序性事务

总计

刑事

1.5

2

0.5

0.3

1

6.8

0.5

0.5

0.5

13.6

民事

1

1.5

0.5

1

1

4

0.5

0.5

0.5

11

 

从表四可以看出,除撰写裁判文书外,法官耗时较长的工作分别是阅卷、开庭和合议,而这三个环节正是陪审员真正发挥事实认定优势的核心环节。假设陪审员对事实认定部分如法官一样对待,那么其在庭前阅卷的时间可能比法官更长,开庭和合议所消耗的时间与法官基本相当。可见,陪审员充分参与事实认定环节,会导致陪审案件的审理时间有所增加,“陪而审”、“陪且议”的陪审理想状态必然带来司法效率的下降。那么,是否盲目地追求高的陪审率将成为一个重要的法经济学考量。

三、“事实审”和“法律审”适度分离机制的构建

(一)垒砌基石:建设与两审分离有关的 “一揽子”工程

由人大常委会进行选任和管理。目前,陪审员的选任和管理主体是法院,陪审员立场不客观、地位不独立成为限制陪审员发挥事实审功能的现实障碍。既然陪审员代表公民理性,那么其选任和管理就应该交由人大常委会。人大常委会应在辖区各镇街建立陪审员工作委员会,专司人民陪审工作。陪审员工作委员会依托基层组织优势,从选民名单中筛选符合条件的公民,制作陪审员候选人名单,并将学历要求降低至高中,打破任期制的约束。法院则通过人大常委会在各镇街的陪审员候选人数据库中随机抽取陪审员参审,打破法院因“名额有限”而导致的“片面民意”困境。

转变培训方式。培训方式不再强调陪审员对具体法律条文的掌握,而在于对法律原则精神的理解,以及对同类案件同等对待观念的形成。在理论学习方面,把培训重点放在陪审员的司法礼仪、审判纪律、证据认定运用和掌握等宏观层面。此外,适当增加多媒体学习、强化实际操作等“技能化”培训方式,如通过视频学习观摩庭审、共建陪审员小组探讨“案例式”学习。
   
合理限定陪审范围。让陪审员参与到每一宗案件的审理显然不符合司法效率要求,增加了成本负担。不管是目前的司法实践还是其他国家的制度变化,缩小陪审范围,提高诉讼效率都是趋势所在。因此,笔者建议涉及人的生命、自由、名誉及重要经济利益,社会影响大的、重罪等刑事案件适用陪审;一些诉讼标的较大或社会影响较大的民事案件以及诉讼当事人自愿选择由陪审员组成合议庭的也应考虑在内。[10]但是,对于应当实行陪审制审理的案件,如果存在实行陪审制审理会对陪审员及其近亲属的生命、名誉等造成危害的、案件情节相当复杂或需要专业知识,案件必须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终结审理程序等不适宜实行陪审审理的情形,法院可以裁定不采取陪审制方式审理。[11]而且,
陪审员不应加入二审案件的审理。因为一审和二审法院的陪审员来自同一个陪审员库,在一审有陪审员参与的情况下做出的事实认定,如果二审允许陪审员再次对事实进行认定,其正当性是值得怀疑的。若出现新证据足以推翻一审案件事实认定,由二审法官直接认定即可。
   
重构合议庭人员组成结构。在扩大合议庭组成人员数量基础对合议庭人员组成结构进行重构,引入更多陪审员参审。如笔者所在法院已经在民商事案件中创造性适用“2+3”、“1+4”大合议庭制,案件审理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12]大合议庭制在审理案件事实争议大,涉及伦理、风俗、行业惯例,但法律关系较为简单的民商事案件中发挥了突出优势,充分发挥陪审员认定事实的作用,将事实认定的表决权优先赋予陪审员。

(二)把控细节:设计以法官指示和问题列表为中心的事实审流程

一般而言,法官对陪审员的指示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可适用的法律规范;二是案件的主要矛盾和怀疑之点。[13]虽然陪审员以“民意代表”的身份参与诉讼活动,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不顾规则而为。事实审流程应设计如下:

建立充分的庭前阅卷机制。庭前阅卷是事实审的基础,没有充分的庭前阅卷,就不可能发挥陪审员法庭调查的功能。充分的庭前阅卷机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法官或者法官助理对案件的基本情况向陪审员进行介绍,包括案由、诉讼请求、答辩意见、证据材料以及证据规则等。第二,陪审员主要对证据进行归纳整理,重点对证据的合法性和真实性[14]进行初步审查,并对自己认为的事实争议焦点进行归纳罗列,避免落入“故事模式”[15]的思维误区,陪审员在庭前阅卷形成的事实争议焦点以问题列表的形式书面记载,且应当入卷,作为陪审员工作的记录。证据问题不是法律问题。因为,司法证明和诉讼证明中的证据同人类一切认识中的证据,本质是一样的,都是通常的事实。[16]由陪审员自行概括的事实争议焦点可以看作是比较纯正的事实问题,因为作为非专业人士的陪审员往往只会关注社会大众所关注的事实。第三,庭前阅卷成为陪审员工作常态后,法院应当创造条件建立更多的陪审员工作室,为陪审员阅卷提供便利和保障。

加强庭审发问和证据审查。从形式的角度分析,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无可否认是一个事实问题。因此,陪审员在庭审中对事实的审查不妨先从证据真实性和合法性的审查开始。陪审员应重点在法庭调查发挥查明事实的作用,利用庭前阅卷所记录的事实争议焦点列表逐条发问,并根据原被告双方的举证质证以及法官的发问进行补充发问。法官重点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引导陪审员对事实争议焦点进行发问。

完善事实问题确定机制。事实先于法律而存在,法律概念是由生活概念演变而来的,法的渊源就是事实。[17]正如文中前面提到的“夫妻感情破裂”、“意思表示真实”、“善意取得”、“故意或重大过失”等法律术语,都是对各种生活事实的高度概括。当然,生活事实被法律化以后其内涵和外延都会发生变化,如善意取得就不能理解为道义上的行为。只要生活事实被法律化以后其概念能被社会大众所认知,那么这个问题就可以当作事实问题被陪审员表决。如“夫妻感情破裂是否破裂”、“意思表示是否真实”这两个问题的含义与社会大众的认知并未存在太大区别,且这两个问题需要更多的社会知识和公民理性,可由陪审员判断。而如“是否构成善意取得”、“是否属于故意或重大过失”等问题,则有着与一般社会认知所截然不同的构成要件,更偏向于法律适用问题,不宜交由陪审员判断。总的来说,能交由陪审员表决的事实问题包括两大类:一是纯事实问题,即证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问题;二是被社会大众所认知的且能发挥公民理性的边缘化问题。按照审判职权配置,由审判长来决定事实问题更为合适。审判长根据上述事实问题的基本标准制作详细的问题列表,让陪审员进行“是”或者“否”等明确的回答。表决时制定详细的问题列表的优势在于:通过法官指示制度明确争议的事实问题,使陪审员清楚明了地履行自己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陪审制与判决理由制度之间的矛盾,虽然问题列表充其量只是一个极其简单的判决理由,但也客观反映了陪审员在事实认定时的心证和逻辑过程。

规范案件评议程序。我们可以借鉴台湾陪审制度经验,庭审结束后立即评议案件。开庭审理程序终结后,除非发生不可抗力的情形,合议庭应当在庭审结束后一至两天内在特定场所[18]对案件进行评议,确保陪审员对庭审参与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所形成的心证能够保持鲜活的印象,减少陪审员受到外界干扰的机会,也有助于提高评议效率和质量。评议案件时,先由承办法官介绍案件涉及的相关法律、审查判断证据的有关规则[19]。在案件事实方面,先由陪审员表达意见。出现两名以上人民陪审员的,以年龄长幼为序,由最年幼的人先发言,避免年长陪审员发言影响年幼陪审员的独立判断,造成人伦关系上的牵制,利于形成真实、客观的评议意见。 如果法官的评议意见与陪审员的多数意见不一致的,应当向陪审员说明理由。[20] 

(三)及时救济:有限度地对事实审进行审错纠偏

“民决团的不法是法律在其实际运作中的最伟大的矫正器。”[21]陪审员对事实的认定既然是自由心证的结果,就不应该随意被否定,这是我国在推进陪审职权改革进程中最应坚持的原则之一。但是,民意一旦被错用,就会成为多数人的暴政。当人民陪审员在认定事实存在明显错误时,针对陪审员事实审的纠错机制就应当发挥作用,否则将会造成冤假错案的发生。陪审员认定事实的明显错误主要来自于对证据规则的违反,如对一个非法获取的证据予以认定。如果人民陪审员与法官对事实的认定存在重大分歧,且陪审员作为多数意见对事实的认定违反证据规则或有可能造成法律适用错误,应首先通过法官释法的方式启发陪审员重新思考,以达到自我纠错的目的。如果陪审员仍坚持原有意见,审判长可提请法官会议或审判委员会讨论。法官会议或审判委员会只能对陪审员认定事实过程中是否违反证据规则进行审查,陪审员认定事实的自由心证过程不应列为讨论对象。

(四)适度扩张:根据案件需要赋予法律适用的建议权和表决权

逐步实行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并不意味着陪审员在法律审方面毫无作用。在实行观审制的国家,观审的人数较多,观审员同样能发表评议意见,只是评议意见仅供合议庭成员参考。在我国的审判实践中,陪审员作为合议庭的成员,既参与法庭调查,也参与法庭辩论。通过司法感性认识弥补职业法官法律适用的刚性僵化,发表对法律适用问题的看法,对法官思维多元化的形成、人民法治意识的提高都是有利的。因此,应充分保障陪审员在案件评议时的发言权和建议权,使民间智慧变成法律智慧。

对于医疗纠纷、知识产权、建设工程等特殊类型案件,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联系比普通类型案件更加紧密,专家型陪审员在此类案件中的作用尤为突出。很多专家型陪审员不仅仅在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丰富,对相关行业的法律法规也相当熟悉。因此,对于特殊类型案件,邀请专家型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的,可以赋予其在法律适用问题上的表决权。

 

结语

陪审制度中“事实审”和“法律审”适度分离机制的构建尽管只是我国如火如荼司法改革中的一个细微部分,但却关乎司法民主制度的走向,探索之路仍任重道远。笔者希望能为陪审制的改革提供多一种思考方式、一种选择路径,以期引起一定范围的共鸣,进而有助于陪审制更好地在中国现实语境中生根落地,绽开司法民主之花,结出司法正义之果!

 



[1] 这与2015522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发布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施办法》规定的改革方向相一致,意味着今后陪审员制度改革将“事实审”和“法律审”相分离。

[2] He1ieF.,Traite del’.instruetioneriminelle,2 ed.,tome5,1867,n°2013.voir aussi oudotC.F.,Theorie du jury ,observations sur le jury et sur les institutions judiciaries criminelles anciennes et modernes,Paris,Joubert,1843,P.171177,引自施鹏鹏:《陪审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7页。

[3] 杨维汉、郑良:《让普通群众协助司法、见证司法、掌理司法——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谈人民陪审员制度》,http://www.gov.cn/jrzg/2010-05/14/content_160276.htm,2012_12_03

[4] 目前,笔者所在单位共有220名陪审员108名法官,发放问卷分别为220108份,实际回收有162份和80份。

[5] 笔者随机抽取12名人民陪审员,通过电话或面谈方式更深入了解到他们在陪审案件中普遍遇到的困惑。

[6] 这是世界大多数国家将法律职业者排斥在陪审员候选资格之外的原因。

[7] 参考哈罗德·伯曼编,陈若恒译:《美国法律讲话》,三联书店19883月出版,41页。施鹏鹏:《陪审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4、、7980页;钟小凯:《对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价值取向的法理分析》,载于《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13卷第1期,第46页。

[8] 《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有明确规定。

[9] 该数据引自2015年广东省珠三角地区基层法院法官员额制改革座谈会天河区法院发言材料。

[10] 参考夏丹凤:《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现状与完善》,复旦大学硕士论文,第34页。

[11] 胡夏冰:《构建具有人文关怀的陪审制度——来自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载于《法律适用》,2015年第6期,第47页。

[12] 《珠海香洲法院首试“大合议庭”,庭上的陪审员比法官多陪审员的意见或决定案件走向》,20141212羊城晚报、珠中江新闻A17.

[13]本杰明·卡普兰在分析美国陪审制度时认为,法官和陪审员之间的关系是,法官处理案件有关的法律规则的宣布工作;陪审团则决定受到争辩的证供哪一种说法属于真实。法官就案件可适用的法律规范向陪审团作出指示,以逻辑的形式安排证据之后指示陪审团所须判决的主要矛盾或怀疑之点。转引自任蓉:《陪审员审判机理与实效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第144页。

[14] 之所以对证据的关联性暂不审查,因为关联性的审查需要与司法标准联系在一起,涉及到法律适用的问题,对证据的关联性审查有可能超越陪审员的职能范围。

[15] “故事模式”是指将起诉状和答辩状当作故事读完,然后对事实作一个大致的评价。

[16] 裴苍龄:《证据问题不能法律化》,载于《河北法学》,2014年第4期,第4页。

[17] “法律发源于事实。事实必然先前于法律,这样法律才能进行有效地治理。在制定规定前,对于某些事实的发生、联系和顺序要进行检验。在我们要制定法律规则控制事实前,观察、比较、归类事实是必需的。”John ProffattA Treatise on Trial by Jury Including Questions of Law and Fact with an Introductory Chapter on the Origin and History of Trial by Jurythe Riberside PressCambridge1880,§257 §264.转引自陈泰和:《国人对民决团在英美法庭中的功能的误解》,载于《时代法学》,2012年第1期,第13页。

[18] 如果规定庭审结束后马上进行评议目前很难践行。因此,我们设计一至两天的合理时间。同时为了保证合议的质量,应在法院内部设置特定场所,方便法官和陪审员面对面发表意见。

[19]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规定。

[20] 参考胡夏冰:《构建具有人文关怀的陪审制度——来自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载于《法律适用》,2015年第6期,第4849页。

[21] Roscoe PoundLaw in Books and Law in Action44 AmLRev1218 ( 1910) .转引自陈泰和:《国人对民决团在英美法庭中的功能的误解》,载于《时代法学》,2012年第1期,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