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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探讨
在路上:“诉前调解+小额诉讼”机制的价值实现与制度完善——赖国清

在路上:“诉前调解+小额诉讼”机制的价值实现与制度完善  

                                           ——以广东法院运行情况为分析样本

 

 

本文在2014年全国法院第二十六届学术讨论会论文评选中获得全国三等奖!

 

论文提要:

     2012 年新修正的《民事诉讼法》同时确立了 “先行调解”和“小额诉讼”制度,二者的确立意味着实践中的诉前调解机制和小额诉讼机制有了法律上的依据,也为我国多元化民事纠纷解决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注入了新活力、提出了新挑战。本文首先以民事程序的基本原理和制度建构的一般规律为坐标,从宏观上对二者在制度价值、功能效果方面进行法律解读,发现二者均以便于大众接近司法、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为目标,均具有简易、快捷、高效、低成本的特点等共性;然后,以实务领域的客观收效和实证数据为样本,从微观上对二者在广东法院司法实践中的运行样态和实践困境进行整理和分析,进而发现法典化的诉前调解制度和小额诉讼制度在实践中尚未被社会大众所完全了解和主动接受,且实际运行的效果并不理想,均没有达到制度设计之初预定的价值目标。在厘清了诉前调解和小额诉讼的共性以及二者在广东省内的运行现状和实践困境后,建议通过设置专司诉前调解和小额诉讼的庭室机构,配备社会力量模式的调解人员等举措完善配套措施,通过积极采用电子邮箱送达诉讼文书、简化文裁判文书的写作、出台司法解释指导实践、设置合理的绩效考核指标等路径优化“司法生态”,以期进一步优化诉前调解和小额诉讼制度,从而真正实现二者的制度价值目标。

全文共10000字。

 

以下正文:

一、问题的提出

2012年修订的新民事诉讼法可谓亮点纷呈,其中最引人注目之处,莫过于将当前最高院着力推行的“调解优先”司法政策以及在全国各地法院如火如荼开展着的“诉前调解”、“诉前联调”等司法ADR模式、最高人民法院指定90家基层法院尝试的“小额速裁试点工作”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写入民事诉讼法,这是我国首次将先行调解制度和小额诉讼程序上升到法律层面并纳入民诉法中。尽管学术界对于先行调解制度和小额诉讼程序的争论从未停止过,但是先行调解制度和小额诉讼制度的设立已成为现实,且二者均是经过长期的理论研究和反复的试点调研,才得以顺利纳入民诉法,因此,设立上述制度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新《民事诉讼法》施行至今,转眼已近两年,法典化的先行调解制度和小额诉讼制度在实践中的运行样态如何?是否较好地实现了设计者最初构想的向民众提供一种更加简便、快捷、公正、高效的解决纷争方式的目标?是否有效地解决了中国司法长期以来的案多人少、诉讼爆炸的突出矛盾?社会大众是否了解并愿意接受适用诉前调解和小额诉讼制度?针对上述种种问题,笔者将以实务领域的客观收效和实证数据为样本,通过对新规范的理性解读和对实务做法的有机整合,来寻找推进诉前调解和小额诉讼制度的优化路径,以期为新制度的顺利实施及完善提供些许有益的思路。

二、    宏观上的法律解读:制度价值与功能效果的准确定位

目前,我国法律界普遍主张将民诉法第122条规定的“先行调解”理解为原告起诉至法院在案件受理前进行的诉前调解。1具体理由如下:其一,依该条文在我国民诉法中的章节位置来看,可以推出先行调解的时间是起诉受理阶段;其二,从其与诉中调解的关系来看,“审理前的准备”一节中已通过第133 条新设了作为分流案件的开庭前调解制度;其三,从回应实务中已有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先行调解制度的法典化意在为各地法院的诉前调解提供法律上的依据。2

从新民诉法及先前的相关司法解释来看,我国已形成由立案前的诉前调解(法院附设型调解)、立案后移送业务审判庭前的立案调解、开庭审理前的审前调解、审理过程中的庭审调解以及辩论终结后判决作出前的判前调解所构成的全方位、多样化的司法调解体系。3在民事一审诉讼中,则设立了督促程序、小额诉讼程序、简易程序、普通程序等多元化的司法审判方式。这些民事诉讼审判方式与各种形式的调解一起构成了多元化民事纠纷解决体系。本文择取其中的诉前调解和小额诉讼制度加以探讨,并非简单的因为二者均经历了从试点摸索与倡导性文件推动,到特别法认可、司法解释细化、法典确立的相似路线,乃是发现二者在制度价值取向、功能效果上,甚至在处理的纠纷类型范围上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具体说来如下:

共性一:从制度价值上看,二者均以便于普通大众接近司法,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为目标。

尽管小额诉讼一直被作为分流案件的有效途径而备受推崇,但在众人看来乃至立法者眼中,小额诉讼就是一项“更加简易”的独立审判程序。然而我们在追求程序“简易快捷”的同时,不能忘记制度设定之初所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关于小额诉讼程序的价值目标,傅郁林教授曾明确指出“绝不是为了分流司法压力,而是为了弥补正式司法在满足民众接近司法的需求方面存在的缺陷; 它是立足于制度利用者(当事人) 而不是制度运行者( 法院) 的角度设计的。”4诚然,因诉讼的专业化、程序化通常使得小额案件的当事人在民事简易或普通诉讼程序中需付出同样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这与其最终获得的收益相比很多时候是“入不敷出”的。考虑到民众可能因欠缺法律知识、担心维权成本太高等因素而不得不放弃诉诸法律的维权途径,小额诉讼程序通过设置极大简易化、快捷化的诉讼程序来拉近司法与国民的距离,实现司法的亲民化与大众化。在这一点上,诉前调解制度也一样,其作为附设于法院之内的非审判方式的纠纷解决方式,也是国家尽可能扩大司法救济途径以满足社会需求作出的努力。因为司法能力的局限性决定着其不可能包揽解决所有的纠纷,如果将司法资源大量用于繁琐纠纷事务,必将影响其发挥更为重要的社会治理功能;此外司法审判的高度专业化,使得民众在使用和理解上存在障碍和差异,而通过诉前调解机制向当事人提供便捷、易于理解的非诉讼司法服务,能够达到优化配置司法资源,落实司法为民政策的价值目标。5

共性二:从程序设置上看,二者均具有简易、快捷、高效、低成本的特点,能达到及时有效化解纠纷的功能效果。

全国人大法工委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中解释说,“当前我国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各类民事纠纷日益增多,充分发挥调解作用,尽量将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当地,对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作用”,故建议从“增加先行调解的规定”和“增加民事诉讼法和人民调解法相衔接的规定”两个方面完善调解与诉讼相衔接的机制;与此同时,“为及时解决面广量大的民事纠纷,根据一些地方的试点探索并借鉴国外好的做法”,建议增设“一审终裁”的小额诉讼制度。不难发现,草案说明中指出了二者共同的功能效果即“及时化解纠纷”

由于法院接受当事人的立案材料后在正式立案受理前,可以结合纠纷类型及当事人需求判断是否属于适宜先行调解的纠纷,进而决定是否引导当事人选择诉前调解这一纠纷解决方式,通常待当事人考量其程序利益和实体利益后自愿诉前调解的,法院会利用立案前715天的审查期限及时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诉前调解,如若能调解成功,通常都能以达成协议甚至及时履行的方式化解纠纷,而且达成协议后,当事人还可向法院申请出具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司法确认文书,且无需缴纳诉讼费用,这对于当事人来说,无疑是一种低成本且高效的化纷方式。而在小额诉讼中,不论是送达还是庭审环节,甚至出具的裁判文书,都更加简易,加上法定的一审终裁,审限通常也定为一个月,且不存在上诉的问题,相对于少则三个月审限的简易程序,多则六个月审限的普通程序,而且还可能面临漫长的二审程序,其快捷高效性是显而易见。

共性三:从适用范围上看,均是针对争议不大的民事纠纷。

民诉法对诉前调解和小额诉讼的范围都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尽管对于何谓“适宜调解”、何谓“争议不大”的理解还有待于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但适宜调解的纠纷按实践经验通常是争议不大的,因为若争议较大,通常也比较难以调解成功,也就不存在适宜调解一说。而从已有的实践中以及广东省高院出台的《关于适用小额诉讼审理民事案件的操作指引》(以下简称为《小额诉讼操作指引》)看,二者均适用的案件类型包括:婚姻家庭纠纷和继承纠纷;道路交通事故、医疗损害等侵权损害赔偿纠纷;买卖、租赁等合同纠纷;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纠纷;民间借贷纠纷等等。而涉及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争议案件被《小额诉讼操作指引》排除在小额诉讼适用范围之列,在实践中通常也列入不适宜诉前调解的范围。

概而言之,二者具有以下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有助于节约当事人解决纠纷的成本,包括时间成本和诉讼费用、律师费等经济成本;二是有助于节约司法资源,避免大量的纠纷直接导入程序繁琐、费用昂贵的司法程序,从而减轻法院办案压力。故从宏观上看,二者不仅“满足了当事人以低廉、便利、快捷的途径获得司法接近正义的目标”, 6而且丰富了我国民事纠纷的救济途径,使得当前紧张的司法资源得到合理配置。

三、    微观下的实践考察:运行现状与实践困境的实证分析

理论回归实践,通过对诉前调解和小额诉讼的非实践性解读,二者无疑都是设计科学且合理的司法制度,但诚如法国哲学家福柯曾经所言:“对于任何一种权力的考察,应当是在微观层面,应当在权力运作的末梢,在一种权力与另一种权力交界的地方;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真正了解权力是如何实现的。”7故对诉前调解和小额诉讼制度考察的范围也不能局限于对制度本身或者宏观层面的分析,其在现实中的实际运行状态或许更能反映出其在微观层面或权力神经末梢处存在的各种不易发现的问题。为此,笔者根据法院撰写并向社会公布的“调研报告”,收集了广东省内法院的实践样本,并对广东省内的诉前联调机制和小额诉讼程序的运行情况作如下整理和分析:

(一)广东模式的诉前调解——“诉前联调”的运行情况 

广东省综治委、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1 3 月联合印发了《关于建立诉前联调工作机制的意见》,之后全省各基层法院陆续设立了诉前联调工作室,旨在立案阶段通过诉前联调的方式引导当事人化解矛盾。作为“广东经验”的诉前联调,其基本做法是:先由法院工作人员对纠纷性质进行审查甄别,符合诉前联调调解条件的8,引导当事人将纠纷导入附设在法院内部的诉前联调工作室进行调解,调解工作由法院邀请人民调解员、社会团体、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主持,调解成功的,可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调解不成的,案件转交立案部门立案,再进入业务庭审理。

根据广东省高院2013年和2014年工作报告中公布的数据,20114月起至2012年底,全省共受理纠纷18.19万件,调解成功率达74.61%2013年共受理纠纷7.18万件,调解成功率达89.19%,超过10%的纠纷有效化解在诉讼之前。9广州市综治委在2014年召开的推进“社会矛盾化解年”活动中透露“三年来,广州通过诉前联调机制调处矛盾纠纷68183件,调解成功59143件,当事人自动履行率达95.7%。”10从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诉前联调机制在源头上化解纠纷方面取得的成效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其背后潜藏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

(二)诉前调解之困境分析

在实务中,“诉前调解导入数”和“诉前调解成功率”是评价诉前调解工作的两大重要指标,因为前者能反映有多少案件进入诉前调解,而后者则能反映诉前调解的效果。然而如果法院片面追求高的导入数,就会对相关案件不进行认真审核直接导入诉前调解;而为了提高“诉前调解成功率”,有些法院甚至人为操控故意将导入诉前调解案件数控制得极低,之所以要人为操控“诉前调解成功率”,是因为过低的调解成功率容易让人产生“这一机制难以发挥应有的疏导分流纠纷的解纷作用,其现状已经是形式大于存在”11的质疑。就以位于珠海市中心城区的基层法院、具有珠三角地区法院代表性的香洲区法院的实际数据来看:2013年全年导入诉前调解的案件达1585宗,占全年民商事收案数9715件的16.31%,但是调解成功数仅为218宗,占全年民商事结案数7661宗的2.85%;申请司法确认数为160宗。笔者相信这样的问题并非个案问题,正如江门法院的调研报告指出“通常希望借助诉前调解机制缓解办案压力的法院,工作开展的稍微好些,相关制度也比较完善,但整体效果也并不太理想”。诉前调解机制之所以在实践中遭遇质疑,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1)程序启动问题。启动诉前调解程序的选择权主要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自愿选择。尽管在立案之初通过法院积极的引导,大部分原告方愿意选择诉前调解,但是被告方不愿意选择或无法联系的情况却大量存在,从而导致许多符合先行调解条件的纠纷不能及时通过诉前调解机制提前化解。此外,大多数律师受诉讼代理费的经济利益影响通常阻挠当事人同意案件进入诉前调解程序,其所采取的消极抵抗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诉前调解化解纠纷作用的发挥。

2)人员、物质保障问题。通过调研发现,法院聘任的人民调解员通常为大学毕业生,本身缺少社会阅历和调解经验,加上尚未有对诉前调解人员系统性的专业培训,聘任的调解员只能依靠实践中自身经验的总结提升;此外,很多法院基于诉讼中调解率的考核要求,调解经验丰富的法官一般被充实到审判部门开展诉讼调解,诉前调解队伍力量较为薄弱。因此,受人员素质、经费力量、重视程度等方面因素的影响,调解成功率较低等现象较为普遍。12

3)流程管理问题。诉前调解纠纷的受理、调解、送达、期间等具体运作流程尚未有相关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予以明确。就送达来说,各地一般采取电话约谈、上门调解或用传票传唤的方式,但因纠纷尚未正式立案,当事人拒绝签收或不按约前来调解不会产生任何法律后果,因此,“送达难”成了诉前调解的一大障碍。此外,关于诉前调解的受案及审查问题。由于法律没有统一规定,对于导入诉前调解的案件,是否需满足法院受案条件才可进行诉前调解?诉前调解案件的受理是否适用7 天审查期限的限制?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实务界,以致出现部分法院利用诉前调解拖延立案的现象。

4)诉前调解与诉讼衔接机制问题。诉前调解的结果无非两种:一种是调解成功,当事人可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这一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当事人恶意串通达成虚假调解协议,而法官没有参与主持之前的调解工作,难以仅凭书面协议识破当事人的意图,容易出现被当事人恶意骗取调解书的情形;另一结果就是调解失败,需转入立案进入诉讼程序,据不少法官反映,对于大量诉前调解不成功需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因调解卷宗材料通常从诉前联调部门转入立案庭,再转入业务庭,在移送过程中难免会产生迟延或不及时现象。诉前调解与诉讼衔接机制不畅通导致有些当事人不愿意尝试诉前调解。

(三)广东法院小额诉讼程序的运行现状

为了构建一套小额诉讼程序的工作模式,广东省高院于20121224日发布了《小额诉讼操作指引》,主要包括小额诉讼的适用范围、对当事人异议的处理、审理期限、审理中程序转换、案号设置等,这一操作指引被推广至全省法院。那么小额诉讼程序在广东省各基层人民法院的真实运行情况如何呢?笔者将通过广东省高院课题组深入调查获得的实证数据整理成七张图表予以回答。

 

 

 

 

(四)小额诉讼程序适用不佳的“司法生态”

通过上述图表的梳理不难发现,尽管小额诉讼程序所要达成的目标是为当事人提供低廉、便利、快捷的司法服务和缓解法院案多人少、诉讼拥堵的司法现状,但广东省小额诉讼程序适用情况并不理想,离所要达到的目标尚有一段距离。笔者认为,导致小额诉讼难以体现其“低成本、高效率”价值的主要原因在于当事人和法院均对小额诉讼程序有所顾虑。

对于当事人来说,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顾虑主要源于一审终审的法律规定。一审终审原本是小额诉讼程序的最大亮点,但亦是目前当事人接受小额诉讼程序的最大障碍。当事人出于对当前司法权力的不信任,往往担心输了官司又没有上诉救济的机会;而对于某些想利用上诉权拖延时间的当事人来说,更不愿意丧失上诉权,因此,部分当事人对小额诉讼产生抵触情绪也是预料之中的。

对于法院而言,更是顾虑重重。其一,如若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法院将面临较大的信访维稳责任。由于实行一审终审制,当事人若对小额诉讼的判决结果不服,只能通过申诉申请再审或者信访渠道进行救济。因此,法院顾虑小额诉讼程序会致再审申请和信访案件增加,进而承担较大的判后答疑和申诉信访等维稳压力;其二,如若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在内部考核方面可能造成“减分”。由于实行一审终审的小额诉讼程序较容易引起再审申请率、信访投诉率等指标数值增加,影响法院的整体工作考核成绩。同时,由于指标考核中存在“指标数值分解,责任倒查到人”的现象,承办法官将有可能在内部绩效考核中丧失评奖评优资格甚至得到负面评价;其三,如若适用小额诉讼程序,法官需承担只有一个月审限的办案压力。依照广东省《操作指引》的规定,小额诉讼案件原则上须在一个月内审结,然而由于现实中人户分离较为普遍,送达不能的情况时有发生,往往在诉讼文书送达环节就耗费了一大半的审限,对于案件较多的法院来说,一个月的审限无疑只是增加了审判的压力,这也就是案件办理较多的法院反而没有积极选择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主要原因。

可见,当事人和法院的种种顾虑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因果链,法院内部存在的种种顾虑,使得法院本身选择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不高,也就疏于对小额诉讼的宣传和重视,从而导致大部分当事人不了解小额诉讼程序,甚至对小额诉讼程序产生抵触情绪。而当事人的抵触情绪又是导致法院形成针对小额诉讼的维稳和绩效考核顾虑的主要原因,于是逐步形成了小额诉讼适用情况不佳的“司法生态”循环。14

四、实践中的推进路径:完善配套措施,优化“司法生态”

毋庸置疑,笔者指出当前诉前调解和小额诉讼程序在实践运行中存在的诸多不足并非旨在否定其价值,乃是希望借助这些分析能寻找到有效的优化路径,不仅能改善二者在司法实践中运行不佳的现状,还能进一步优化诉前调解和小额诉讼制度。故接下来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若要真正发挥二者的价值目标,该如何完善相关配套制度以及如何优化“司法生态”?

(一)机构人员方面:设立调解速裁庭

1、机构设置上,可采用专司诉前调解纠纷和小额诉讼案件的调解速裁庭路径。设立专门的机构后,通过对新设机构的积极宣传介绍,有利于消除当事人的疑虑,引导更多的当事人自愿选择或接受这两种解纷方式。将诉前调解和小额诉讼安排在同一个庭室,主要基于以下方面的考虑:一是鉴于诉前调解和小额诉讼的收案范围有很大的重合性,大多集中在民商事案件范围,案情简单,设立专门审理庭室,有利于法官和调解员集中精力快速高效处理案件;二是有助于诉前调解这一非诉程序和诉讼程序的有效衔接。对于调解成功需申请司法确认的案件,调解员可以及时移交将案卷给同一庭室的法官进行司法确认,以节省案件流转的时间;而对于调解失败需要转入小额诉讼的案件,亦可马上立案、现场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文书资料,从而节省相当一部分案件的送达时间,及时进入小额诉讼的审理,达到快结快审;三是有利于解决对案件是否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筛选甄别问题。由于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需同时满足“主客观标准”:即争议的标的额需符合全省上一年度年平均工资30%以下的客观标准,案件本身又需符合“争议不大”的主观标准。对于主观标准,立案部门在立案之初往往难以把握是否存在较大争议,但是经过诉前调解程序,对案情简单与否、送达难易程度等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那么对案件是否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筛选甄别这一立案难题也就迎刃而解。

2、人员配置上,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之一的诉前调解制度,借助多元化的社会力量化解纠纷是其应有之义。这里所谓的“社会力量”,主要是指人民调解员和法院特邀调解员。法院在聘请人民调解员和特邀调解员时,应严格审核聘请的人员是否具备相应的法律知识与经验。因为诉前调解机制运行的理想与否,与调解员的综合素质密切相关。此外,为体现调解活动的专业性,法院应建立调解人员资格制度,可行的做法就是制作法院调解员名册,将作为社会力量参与诉前调解的调解员列入其中并予以公示。最近,珠海市香洲区法院尝试在立案一庭内设调解速裁工作室,由该室法官负责审理经诉前调解不成功且符合小额诉讼条件的案件,其中,人民调解员由司法局派驻法院的专职人民调解员担任,法院特邀调解员由法院聘请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人民陪审员和其他专业人士担任。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摸索,已取得了初步成效。

(二)文书送达方面:积极采用电子送达方式

由于当事人流动性大,加上受住址变更、外出、故意躲避等因素影响,诉讼文书的“送达难”问题一直是影响审判质效的难点问题。小额诉讼案件的送达也不例外。鉴于新修订的民诉法新增了“人民法院可以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等能够确认其收悉的方式送达诉讼文书”的规定,确认了电子送达的合法地位,笔者认为,小额诉讼案件可此为契机,通过开设电子邮箱平台尽可能多的采用电子送达方式以提高文书送达效率。因为电子送达是快捷、方便、低碳的高科技送达方式,当事人可足不出户地随时上网接收应诉通知书、传票、缴费通知书等文书,电子文件可随时下载至手机、电脑等终端,随时打印,可为当事人接收诉讼资料节省大量时间和精力,而法院通过邮箱后台管理系统批量创建、批量发送邮件,操作便捷,也避免了领取、快递、上门送达等传统送达方式中找不到当事人、无法亲自签收的情况。如果小额诉讼案件能尽可能多的通过电子邮箱送达诉讼文书,无疑有助于加快案件流转的速度,大大提高送达效率。为规范电子送达诉讼文书,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益,在实务操作过程中需注意如下事项:

1、需尊重当事人选择,明确经受送达人同意才能采取电子送达方式。法院应分别制定针对原、被告的《电子送达地址确认书》和《电子送达告知书》,小额诉讼当事人是否同意以电子送达方式接收后续文书征求其意见,在获得当事人书面同意后,方可选择电子送达方式即时向其送达文书;

2、需明确电子邮件送达的诉讼资料的种类和范围。电子送达不局限于送达法院的受理或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还可送达当事人提交的起诉状、答辩状、申请书、上诉状等诉讼资料副本和证据材料,但对当事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等则排除在电子送达之外;

3、需设立专用电子邮箱进行送达,采用特殊文件格式,保证邮件安全。通过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微信等平台对社会公示小额诉讼案件专用电子邮箱,以方便当事人识别。法院发送制作的文书应附加法院电子送达专用章。还需设专人及时接收、备份电子邮件并维护专用邮箱的安全;

4、需设置多重提醒,保证当事人能够及时获悉送达信息。在进行电子送达时,除专用邮箱具有自动发送短信提醒通知功能外,书记员还应采取电话通知受送达人收取邮件、电话无法联系的,应以法院短信平台发送手机短信提示受送达人,确保当事人及时查收邮件信息。15

(三)裁判文书方面:推行令状要素表格式文书

当前法院裁判文书基本沿用最高法院1992年制定的《法院诉讼文书样式(试行)》,至今已有20余年,传统裁判文书模式的缺陷随着法院工作的日益繁重越来越显露,主要体现在:传统裁判文书不分案件类型也不论案件繁简难易均采用同一格式,即由首部、事实、理由、主文、尾部组成的五部式结构形式,且一般采用文字表述,未能充分利用图表等直观性表述方式,无论双方是否有较大争议都需长篇大论。考虑到小额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通常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故此类案件的裁判文书无需作过多阐述论理,按照“小额案件快速审、简单案件简易审、复杂案件精细审”的办案思路,笔者建议:为配合小额诉讼案件快速审理的效率要求,可通过改革简化文书的方式大力推行令状式、要素式、表格式裁判文书等裁判文书,以大大节省裁判文书制作时间,让小额诉讼案件审理真正快起来

1、令状式裁判文书,只包含诉讼参与人称谓和法院裁判主文,而不记载当事人诉辩主张和裁判理由的法律文书。法官对于当庭可以认定案件事实并作出判决的小额案件,可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从而达到当庭宣判并向当事人及时送达裁判文书的效果。为规范令状式裁判文书的使用,建议将令状式裁判文书简化部分的内容记录在庭审笔录中,特别是“认定的事实、详细的判决理由、依据”均在庭审笔录中详细记载,最好是能有全程庭审录音录像。如果当事人对案件判决理由等情况不清楚,可以查阅庭审录像或复印庭审笔录。

2、要素式文书,是指对于某些能够提炼出基本固定要素的案件如劳动争议、交通事故、房屋租赁或买卖合同等纠纷,先由当事人填写相关要素,法院围绕双方填写的要素开庭审理,重点调查双方争议的要素,法官在撰写裁判文书时不再按照传统的裁判文书格式写明原告诉称、被告辩称、经查明和本院认为部分,而是简单写明双方一致认可的要素内容,对于双方争议的要素,才要写明双方的诉辩意见及证据和法院认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此类文书的特点是简单、明了、易懂。

3、表格式裁判文书,与要素式裁判文书大同小异,只是所适用案件的要素更适宜用表格的方式列明。即用表格列举的方法陈述当事人诉辩主张、法院查明的事实、裁判理由和裁判主文的简易法律文书及以附表列举金钱给付项目的裁判文书。16为推进要素式和表格式裁判文书,还可建立各类小额案件文书标准化说理和标准化条文引用文库,以便法官在制作裁判文书遇到类似问题时可参考文库中已有的论述,从而统一裁判尺度,提升文书制作质量和效率。

当然,简化小额诉讼的文书并不单纯以“文书简化”为目的,而是以公正与高效为原则,力求真正实现小额案件快审快结。

(四)法律适用方面:呼吁最高院出台司法解释

由于民诉法对适用诉前调解和小额诉讼的规定过于原则,各省高院不得不纷纷颁布相关的规定予以指导实践,但是各地的指导意见和具体操作不一。比如说,因新民诉法规定小额诉讼实行一审终审制,通常小额诉讼判决文书的最后会写上“本判决为终审判决”,但关于管辖权异议、驳回起诉的裁定是否也应写明“本裁定为终审裁定”?换而言之,此类裁定能否上诉?各地高院的意见大相径庭。北京、上海、天津、河南四个高院明确允许上诉;重庆高院和广东高院认为不能上诉;而福建高院与浙江高院则未置可否。17笔者认为,允许对管辖权异议、驳回起诉的裁定上诉,无疑违背了小额诉讼实行一审终审制的规定。其次,如若允许上诉,那么上诉之后二审法院应适用什么程序进行审理。如果适用普通程序或简易程序,又明显违背了小额诉讼程序快速解决纠纷的目的和价值。如果以小额诉讼程序来进行审理,又违背了只有基层法院及人民法庭才能适用小额诉讼程序之规定。因此,无论从立法本意,还是实际操作来看,在小额诉讼裁判文书中不应赋予当事人对作出管辖权异议、驳回起诉裁定的上诉权。

此外,对于诉前调解和小额诉讼的受案范围、送达方式、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程序衔接和转换以及具体的操作流程等问题亟需统一和细化,故有待于最高人民法院在实践调研的基础上出台《关于诉前调解和小额诉讼审判工作规定》的司法解释予以明确。

五)审判管理方面:设计合理的考核指标

如前文所述,当前法院的审判管理考核体系不利于充分发挥法院工作人员开展诉前调解和小额诉讼工作的积极性,为此笔者建议,对于诉前调解的纠纷,应将诉前化解的纠纷纳入法院司法统计工作量中,同时对于产生良好社会效果的诉前和解案件应予以肯定性评价,以提高调解员推动诉前调解工作的积极性。具体说来:

1、新设指标,对于诉前调解工作的考核,有学者提出“诉前综合调解率”这一新指标,其科学性主要在于可以促使法院在诉前调解工作中追求数量和质量的最佳平衡。用公式表述即:诉前综合调解率=诉前调解导入率×诉前调解成功率=诉前调解成功案件数÷(导入诉前调解案件数+直接立案受理案件数)×100% 。如果法院片面追求高的导入率,对相关案件不加筛选就大量导入诉前调解机制,而诉前调解的时限是固定的,必然会降低“诉前调解成功率”。反过来,如果法院片面追求高的成功率,仅仅选择非常容易调解成功的案件进行诉前调解,则会降低“诉前调解导入率”。无论哪种做法都会对“诉前综合调解率”的最终计算结果造成不利影响。因此,设置这一指标的意义在于:既督促法院慎重选择案件进行诉前调解,避免盲目追求调解数量而侵犯当事人诉权;同时又能调动法院诉前调解的积极性,避免为追求高的成功率而投机取巧,影响诉前调解的实际效果。18此外,“诉前综合调解率”能体现出法院通过诉前调解分流案件的比例,这也便于考察诉前调解机制能否在实践中有效发挥既节约民众诉讼成本、又节约审判资源的双重优势。

2、去除指标,对于小额诉讼案件,由于传统的法官工作考评机制局限于对结案数量、申诉率、信访率的考核,且过于注重申诉率、信访率等考核指标,导致法官们从心里抵触适用小额诉讼程序审理案件。因此,对于小额诉讼案件中应去除让法官产生诸多后顾之忧的申诉率和信访率等负面考核指标,构建涵盖结案数、结案率、结案均衡度、平均结案周期、超审限和延长审限率、办案难易程度等有效体现法官工作业绩的考核指标体系,建立小额法官个人审判业绩档案,并利用考核结果作为评定法官等级、评优评先的重要依据。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工作绩效评价体系的杠杆作用,为小额诉讼制度的实施扫清前进的障碍。

结语

作为多元化民事纠纷解决体系中的两大新机制,尽管诉前调解和小额诉讼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尚未完全体现,但二者代表了一国司法制度对每一个公民展示出的亲和力,不会因为诉讼成本的昂贵而导致公民无法拿起法律武器维权,表现了国家从司法制度上对公民平等诉权的坚定保护。19如果将司法制度视为一门艺术,那么对诉前调解和小额诉讼制度的正式确立就标志着现代司法制度的艺术造诣日趋成熟,它可以根据现实需要放弃某些理想化的正义概念,舍弃部分民事诉讼中对于程序正义的严格要求,灵活调整司法策略,以求达到“接近正义”和“繁简分流”的完美契合,进而使正式的审判诉讼程序与灵活的调解非诉程序这两种迥然不同的解纷方式在统一的制度体系内相得益彰,共同服务于接近并最终实现正义这一最高法学价值目标。从更高一个层面看,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经历着黑格尔所称的“正—反—合”的发展过程,法律制度的发展亦如此。当审判程序从简单蒙昧走向复杂精密之后,诉讼制度在构建得日益文明的同时也产生了与生俱来的弊端,耗时耗力、效率低下、普通民众难以实际运用等等,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开始越来越难兑换成司法正义。20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诉前调解和小额诉讼制度修正上述种种缺陷就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理性选择。



1 李浩:《先行调解性质的理解与认识》,载《人民法院报》20121017.

2 郑梦圆:《完善我国先行调解制度的构想——以强制调解为切入点》,载《研究生法学》,2013年第4期,第76.

3 潘剑锋:《民诉法修订背景下对‘诉调对接’机制的思考》,载《当代法学》2013 年第3 期,第102-111.

4 傅郁林:《小额诉讼与程序分类》,载《清华法学》2011年第3期,第47页。

5 钟菁、孙玮铭:《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以人民法院“诉前联调”工作为切入点》,载广东法院内部网,于2014610访问,第12页。

6蔡彦敏:《以小见大:我国小额诉讼立法之透析》,《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第123-124页。

7福柯:《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7页。

8依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诉前联调工作的通知》(粤高法明传(2011) 263)的规定,对起诉至法院的婚姻家庭、相邻关系、医疗服务、劳动争议、交通事故、电信欠费、信用卡欠款、物业管理及争议标的金额在5万元以下的小额钱债纠纷,不直接立案进入诉讼程序,通过疏导工作促使当事人自愿选择通过诉前联调解决纠纷。

9 广东省高院院长郑鄂:《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2014117日在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载南方网http://newscenter.southcn.com/n/2014-01/17/content_90419307.htm,于2014629访问。

10 张璐瑶、陈毅恩:《广州诉前联调机制化纠有功:三年近六万纠纷消弭无形》,载《羊城晚报》,2014530

11钟菁、孙玮铭:《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以人民法院“诉前联调”工作为切入点》,载广东法院内部网,于2014610访问,16.

12 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诉前调解运行现状及其对先行调解制度实施的启示》,载于《人民司法》2013年第19期,第59.

13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小额诉讼的制度探索与司法践行——基于广东省法院数据的实证分析》,刊登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内网.

14 同前注释(13.

15庞博、罗魏斌:《香洲区法院推行电子送达提高审判效率》,载于珠海市香洲区政府公众信息网 http://www.zhxz.gov.cn/zwgk/xxgk_xzgz/xxgk_xzgz_xzxw/201406/t20140626_76289.html2014626访问.

16李汝建、胡曲云: 《深圳:冲破民商事裁判文书制作瓶颈》,载于人民法院报20121127007版采风/广东版.

  

17 付晓菲:《论我国小额诉讼程序的完善》,2014年厦门大学法学硕士学位论文,第28.

18 陈文洁 尹海萍:《“量化”诉前调解——以司法绩效评估为视角》,全国法院系统第二十二届学术讨论会获奖论文,第13-14页。

19 邓梦荻:《新民事诉讼法“小额诉讼”立法现状的反思》,载《法制与社会》,2013年第4期,第125.

20 张鸿绪:《“接近正义”视阈下我国大调解格局的制度构想》,载《西南石油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 期,第66页。